氦气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气体，其用途从充气球到火箭发射都有，这种元素在周期表上排第二，仅次于氢。与氢相比，氦气性格温和：无色无味，不易液化，也不易燃烧，极其稳定。热气球和高空气球需要它提供浮力，而在火箭发射中，氦气则用于加压燃料罐，以确保发动机正常工作。此外，基于氦气的芯片制造、量子计算机和核磁共振仪等尖端科技也不可或缺。可以说，氦气在民用与科研领域都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工业气体。

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氦气的需求量庞大，年消费量已超2000万立方米，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二。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大部分氦气依赖进口，进口比例一度接近99%，这一数据令人震惊，超过了石油的外依存度。相比石油，中国在氦气进口方面面临的风险更大。从资源禀赋来看，中国的氦气储量仅占全球的约2.1%，且大多数为低品位的贫氦资源，开采与商业化成本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选择进口氦气，宁愿从国外直接购买成品，而不去开采自身的低质量资源。

美国的氦气储量在全球居首，约占40%以上。上世纪，美国制造业繁荣，亟需大量氦气，因而其开采量长期维持在全球第一。2013年之前，美国是中国氦气的主要供应国。但由于氦气的化学特性，难以合成，通常只能从地下开采或作为天然气的副产品取得，因此现今的天然气出口国如卡塔尔、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也成为了氦气的供应国。2013年后，美国意识到氦气出产逐渐减少，开始减少出口，更多的产能留作国内使用，从而导致卡塔尔和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上升。尤其是卡塔尔在2013年后超过了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氦气供应国。2021年，中国从卡塔尔进口的氦气近1700万立方米，占总进口量的82%。目前这一比例可能已增至90%左右，而来自美国的进口量则降至5%以下。

尽管如此，中国仍面临被外界限制的风险。美国将氦气视为战略资源，不仅限制其出口，还对开采设备和提纯技术施加了限制，以防止中国获得关键技术。此外，卡塔尔等资源国的设备与技术皆来源于美国，缺乏自主性，一旦遭到美国施压，中国可能会失去这条供应链。因此，单纯多元化进口来源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安全，只要产业链高端技术仍掌握在美国手里，任何供应国都可能被“遥控”。

美国深知氦气的稀缺性及全球高端制造对其的需求，因此有可能采取非常规措施中断出口，这无疑是这一隐形供应链最薄弱的环节。然而，美国若想在氦气问题上施加不当压力并非易事，因为除美国、卡塔尔、澳大利亚外，俄罗斯也有氦气的生产能力，且其自主性强，不必听从美国的指示。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工厂向中国输送氦气，而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后，欧洲减少了对俄氦气的进口，这部分多余的产能顺势流向了中国，缓解了潜在的供应缺口。

令人振奋的是，近十年中，中国的自给自足比例稳步上升，从2016年的不到2%增长到2021年的5%，目前已提升至10%左右。虽然增幅不算迅速，但显示出中国依赖进口的程度在逐步减轻，基础正逐步夯实。关于这一进展，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中国是如何实现的？表面上看，美国氦气储量首先，占比达40%，其次为卡塔尔的19%、阿尔及利亚的16%及俄罗斯的13%，而中国仅占2%。但需注意，全球氦气尚未被完全勘探，许多潜在区块仍未开发。例如，研究人员在坦桑尼亚发现了巨大的氦气田，预计储量高达540亿立方英尺，这可能仅仅是这片区域的一部分，显示出资源分布并非绝对。

国内经过几年的探勘，发现了多个潜力区域，如鄂尔多斯、塔里木、四川、松辽、渤海湾和柴达木等地都有氦气田的情况。然而，氦气的品位不一，需要进一步研究评估其商业开发价值。以往中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氦气勘探的原因在于，国外供应国提供的价格十分优惠，相较而言，自产成本更具压力。推迟自给的进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氦气设备的国产化，进而影响了国内氦气提纯技术的进步。如此一来，中国在氦气领域便陷入了先天资源劣势与后手市场惯性拖累的双重困境。

自2019年美国科技封锁起，中国意识到关键领域必须实现自主，氦气资源勘探和技术开发正式被纳入日程，自此国内氦气自给自足的比例逐年上升，预计到2028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40%。虽然这一数字看起来依然较低，但相较于十年前的几乎全靠进口的状况，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